在上海，煎饼摊主几乎全部来自平邑县；在杭州，摊煎饼的都操着临沂口音；在深圳，沂蒙卷煎饼也颇受欢迎。即便是台北街头摊煎饼的，也是由平邑人传授的技艺……
清明前夕，漫山遍野梨花盛开。记者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来到平邑县郑城镇油篓村——沂蒙山“飞出”第一张煎饼的地方。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着水库，放眼望去，仿佛置身于山崮的海洋。
“每人守着4分薄地、3分果园，曾经穷得光着脚走山路。上世纪80年代以前，70%的人一生没走出过这片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兴民介绍。
1991年，自上海转业回乡的李荣仕，迫于生计带着家人重返上海，试着在街头摆起了煎饼摊，向南方人推出了沂蒙山的“硬饭”。
面对南北饮食差异，他对传统煎饼进行大胆改良，添加了鸡蛋涂层及甜蜜酱、油条、脆饼等配料，再烤得热热乎乎的，增加香气，一个煎饼卖一块钱。没成想，杂粮摊煎饼一炮打响。当时，一个干部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而李荣仕的煎饼摊一天就能收入100元。
李荣仕一家在上海的成功，带动了油篓村民走出大山，大规模地奔赴上海，靠摊煎饼脱贫致富。
6年后，该村黄守军家遭遇天灾人祸，背负了十几万元的债务，兄弟五人也到上海投奔李荣仕，开始经营煎饼摊。仅用4年时间，他们还清了所有债务；又过了5年，儿子黄友良每年就能收入20万元。
白天摆流动摊点，晚上住城中村工棚，日子过得很辛苦，但他们认为靠的是手艺，卖的是“美味”，比打工出苦力要稳定，也要长久一些。结果是，去一家成功一家，每家最少的年收入也有20万元。
煎饼越摊越大，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在郑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常年调研“煎饼人”的“土专家”介绍，30年来以油篓村为中心，辐射带动了4个圈层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去：
第一个圈层是周围的村，像桃峪、巩家山、陈家场、周家场等村，多达80%的村民外出摊煎饼；
第二个圈层是本乡镇，有30%多的农户背着鏊子走进城市；
第三个圈层是周围乡镇，如白彦、临涧、丰阳，比较多的是铜石和流峪，有20%左右的农户在城市里支起了煎饼摊或水饺摊；
而第四个圈层是周边县，东面的费县、北面的蒙阴，也有人循着油篓人的足迹，在外地打出了“沂蒙摊煎饼”的品牌。
据保守估算，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共有3个县、10余个乡镇、1万多户、3万多人被煎饼牵引，成规模地走出沂蒙山，特别是在平邑县南部山区，“到城市摊煎饼”成为一种现象级的人口流动潮。上述数字，还不包括其他县区零星外出摊煎饼的。
煎饼越摊越大，“煎饼人”的足迹也越来越广。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他们瞄上了附近的南京与杭州，很快取得了与上海一样的成功。如今，东北到哈尔滨、西北到乌鲁木齐、东南到深圳都有沂蒙煎饼摊儿。
不难发现，他们专攻一二线大城市，因为在那里能卖上好价钱，以“标配版”的煎饼为例，在济南8元一个，在西安12元一个。
看上去不便宜，可里面有菜有肉有杂粮，一个煎饼就是一顿饭，对消费者来说挺合算。所以，摊煎饼面向的是工薪族，城市里最广大的人群，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吧。
记者电话采访了在杭州开煎饼摊的裴建建。他介绍说，结婚后就与妻子走出郑城镇新富庄，来到杭州后在大学城租摊位摊煎饼，每年收入二三十万元。“两个孩子都在杭州出生，这里的营商环境好，像我一个摆小摊的，孩子还给办理了就近入学。”
煎饼越摊越大，产业档次也越来越高。
采访中，记者语音连线了在上海的黄友良，问他经营情况如何。他给我们传来了一张小票，显示最近卖出的最贵的一个煎饼是100元，长长的菜单中除了鸡蛋、豆皮、蔬菜，还有培根、芝士、黑椒牛排等等十几种，属于客户的“订制产品”。
产品在升级，经营模式也在升级。灶具由原来的煤炉升级到气炉，又升级到现在的智能电炉。摊位由原来的流动摊点到固定摊点，又升级到目前的门店乃至餐饮公司。另一个与记者连线的“煎饼人”李晗介绍，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名为“一梅轩”的餐饮公司，经营面积有500多平方米。
凡是摊煎饼的，目前普遍利用网络平台搞外卖配送。“摊位与线上两条腿走路，线上销售占了三分之一。”黄友良介绍。
李林是个“煎饼二代”，父亲正是带给上海人第一张煎饼的李荣仕。走进李林在平邑县丰阳镇的厂子，看到的产品是艾绒与艾条，全部出口到日本和韩国，年产值达3亿多元。“煎饼二代”跳出老本行，各显其能进入更宽广的领域，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油篓村家家都是二层楼，掩映在山崮与水库之间，但是很少见到有人走动。“大部分人在城市买了房。”李兴民说，“其中在上海买一套房的有20多户，买两套房的有6户，买三套房的有两户，他们很少回来了。”
特别是“煎饼三代”，他们在当地出生，在当地上学并就业，完全融入了都市环境。人生的道路宽阔了，对“四塞之固”与满山梨花已情怀不在，这或许是“煎饼人”走出去后的唯一遗憾吧。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彭庆东 闫春秀 通讯员 鲁玉成 姜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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