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荣旺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当嫦娥六号首次月背采样，梦想号探秘大洋，国产大飞机C919打破波音空客垄断格局，这些标志性事件都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百年变局交织的历史坐标中，现代制造业的竞争本质是一场创新体系的角力。面对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与科技革命浪潮，中国制造业唯有以创新驱动锻造核心能力，才能在高端制造领域实现关键突破。
当前，我国正在通过数字赋能重构制造业价值坐标系。在浙江的“未来工厂”，工业大脑可以实时调度上千台设备，数字孪生技术能将产品缺陷率降至万分之一。这种变革昭示着制造业价值创造逻辑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规模红利转向数据红利。当5G+工业互联网渗透率突破25%，智能制造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生态重构，催生产业链价值裂变。在人工智能、芯片等关键技术领域，中国正逐步改写着全球版图，展现出强大的软实力。
然而，我们仍需认识到，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三明治困境”：高端领域遭遇技术封锁，中低端产业面临过度内卷的竞争和国际产业链调整的压力。
其中两个产业最为典型，尽管我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有望从2023年的35%提升至2025年的50%，但部分关键设备国产化率仍不到10%；中国工业软件市场长期面临外资高度垄断的格局，尤其是高端研发设计领域外资占有率超80%，而国产化替代只集中在中低端市场，这些数字背后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断层。
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间窗口，中国制造业的创新突围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3D打印颠覆传统制造范式、量子计算重构研发模式，唯有将创新基因植入产业骨髓，才能在全球价值链坐标系中实现关键跃迁。
近年来，美国对华技术打压（如芯片出口管制）不仅倒逼着我国加速自主创新，也在提醒我们，要以开放心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教训。
数据显示，美国在71项全球领先技术中，多数依赖其基础研究的深厚积累。我国研发投入虽接近美国，但基础研究占比仅为6%，远低于美国的15%。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5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证实中国产业研究进步巨大：2023年中国占全球人工智能论文产出比例为23.2%，超过了欧洲（15.2%）和印度（9.2%）。在引用量方面，中国也以占比22.6%领先，其次是欧洲（20.9%）和美国（13.0%）。
另一项数据也显示，2024年近90%的模型来自产业界（2023年为60%），而非学术界或政府部门，这表明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由上可见，我国既需要继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广“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模式，建立跨区域技术转化平台，也需要鼓励企事业单位自由探索，甚至建立非目标导向的科研基金，允许“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立项，培育颠覆性技术。
再看德国，其工业4.0战略将研发投入强度始终维持在3%以上，日本则通过“社会5.0”计划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多年期合同授权、税收优惠和专项基金，稳定企业研发预期，同时通过跨部门协作加速技术转化。
这些国际经验也告诉我们，我国制造业升级也必须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创新闭环。深圳大疆从实验室旋翼到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5%份额的跃迁，正是这种创新链式反应的生动写照。
发达国家科技优势多是源于其“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落地”的良性循环，我们需要在学习和追赶中不断探索差异化路径，既要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也要在全球化变局中重塑技术规则话语权。未来，我们更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将技术自立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构建更具韧性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场关乎未来的产业革命，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创新生态的系统性重构。唯有以制度创新激活创新要素，以创新之火淬炼制造业全链条，以数字革命重塑产业形态，中国制造方能完成从“世界工厂”向“全球智造创新极”的历史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