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栋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三层楼房静默地立在多伦路的深处，如同一位沉默的老者。踏入左联纪念馆，我感到时间仿佛有了质感——不是文学史课上的数字，而是能触碰的、有温度的记忆。
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们身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服装，在历史的建筑中演绎《前哨》片段。我看见他们年轻的面孔与我想象中的革命者逐渐重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再是悬挂在墙上的冷冰冰的标语，而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们穿行在展厅间，仿佛穿行在记忆的褶皱里。跟随他们参观的过程中，我不断重温着“中国左翼文学”的定义问题。这并非简单的文学史分期，而是涉及复杂的身份、政治和文化立场。左翼文学命名中的“左翼”，既指涉文学作品的内容、性质和特征，也意指创作者的身份、立场和态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寻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新的叙事主体，开启了新的表达方式与想象可能。
当所有人一起朗诵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时，我不禁想到鲁迅于1930年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他强调左联盟员应当站在劳苦大众立场上，与他们共同受难和成长。这种立场是深刻的文学精神——文学不应仅仅为自身而存在，而应成为照亮时代的火炬。朗诵的声音在展厅中回荡，仿佛跨越了时空的阻隔，与九十五年前的呐喊遥相呼应。
翻阅展柜中的《呐喊》《子夜》《包身工》等经典著作，我想起“革命加恋爱”这一早期左翼文学的鲜明标识。这种创新的叙事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束缚，更是建构了与封建伦理观、价值观、人生观截然不同的新思想体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作品曾激励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正是因为它们在追问民族出路的同时，也呈现了对个体命运与情感生活的关注，这种双重维度构成了左翼文学初期的独特魅力。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我们或许不需要复刻蒋光慈、洪灵菲在小说中构建的“革命加恋爱”叙事，但左翼文学注重大众立场、关注社会不公、追求精神解放的核心价值依然值得传承。面对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字似乎变得易逝，但正因如此，真正的文学更应当承担起照亮人心、引领风尚的责任。
回到宿舍，我翻开鲁迅的《野草》，重读《影的告别》：“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这份告别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作为新时代的文学青年，我们需要告别昨日的影子，但不是忘却，而是将它内化为前行的力量。
文学如火炬，薪火相传。左联作家将生命融入字里行间，用热血浇灌文学理想。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继承左翼文学精神，不是简单地重复其表达形式，而是坚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初心——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遗产，也是我们当代文学青年的使命。（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2级学生）
